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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17-12-18 20:26:50     来源: 淮南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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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通知,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。

原标题:郑永年谈雄安新区建设怎样规避“淘房热”?

雄安新区,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,衔命而生。但是雄安的使命,不仅仅是疏解首都功能。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,是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。为此,新华网思客推出“智库看雄安”系列专家解读文章。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,这件大事的直接社会效应之一,就是造成了“淘房热”。由此他提到,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,或者造城,更重要的是,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,例如产业升级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。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,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“非首都功能”。

雄安新区不等于“房地产”项目

4月1日,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顷刻间震动中国的通稿。通稿告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。

只是这样一件大事情的直接社会效应,就是造成了“淘房热”,场景的疯狂性远超美国早年在西部发现金矿之后的“淘金热”。

非官方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一下子就被诸如此类的大标题所覆盖:《外地购房者深夜涌向雄县‘抢房’:宾馆都住满了”》、《雄安抢房实录:唯恐错过悔“千年”》等。

官方媒体也连连发文,意在从不同角度来解释新区是什么,反映在诸如此类的标题上:《疏解非首都功能迈出实质性第一步》、《雄安新区竟要做中国的硅谷?》。

无论是社交媒体的解释还是官方的解释,一些人最终还是把新区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“房地产”项目。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沉浸在房地产热潮中,因此任何“风吹草动”都可以和房地产联系起来。

正如一般普通人所理解的,建设新区就必然涉及房地产,也会涉及产业、城市建设等其他所有方面。但房地产也好,产业也好,城市建设也好,这些都是新区的一些要素,是新区要做什么、谁来做、如何做的问题,并不能回答新区本身是什么、其意义何在的问题。

实际上,如果把新区建设放在中国探索“新型城市化”内容里就更容易理解,也更为合理。实际上,根据通稿,雄安新区担负七个重点任务,包括:

建设绿色智慧新城,建成国际一流、绿色、现代、智慧城市; 打造优美生态环境,构建蓝绿交织、清新明亮、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; 发展高端高新产业,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,培育新动能;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,建设优质公共设施,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; 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,打造绿色交通体系;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,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激发市场活力; 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,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。

这的确是对一种新型城市化方式和对一个新城市愿景的描述。近日来,讨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建设新区上。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,这是中国在“新型城市化”方面大思路的变化。

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,更重要的是,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,例如产业升级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。

雄安新区的“非首都功能”

“大城市化模式”的弊端最明显表现在几个一线城市上,即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。这些城市的人口众多,增速却还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。这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。这也就是中国提出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的思路背景。而雄安新区又是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概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。

之前,通州建设成为北京市的副中心,主要用于接纳从北京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;同样,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,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“非首都功能”。根据这些年的讨论,这些“非首都功能”主要包括:一批制造业、一批城区批发市场、一批教育功能、一批医疗卫生功能、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。

在新华社授权发布的通稿中也提到,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,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。

在实际层面,新区不仅仅具有“疏解”的功能,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条件。“大城市化”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城市级别越高,优质资源越高度集中。这方面,北京尤其特出。

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,涵盖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等方面,结果人们便纷纷涌入首都。北京的住房、医院、学校等各个领域变得拥挤不堪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读成为优质资源的分散化。通过分散优质资源,来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,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有能力实现优质资源的分散化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雄安新区如果做成功了,就会有“复制”功能,用来解决中国其他大城市的“大城市化”所带来的弊端。

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,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很不一样。在西方,城市一般都是从商贸中心发展而来,而且也一直维持着商贸城市的特征;因为是商贸城市,城市的分布比较分散。

与此不同,在中国,城市历来就是政治中心,也有一些从军事要塞演变而来,城市因此是权力中心。在这样的体制下,权力走到哪里,优质资源也就跟着流向哪里。大城市因此成为优质资源的集中地。

需要依靠重新设计城市化,来缓解和医治日益严峻的城市病。

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

考量到这个政治逻辑,要“疏解”大城市的困局,就要通过政府权力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,即优质资源配置的分散化。在传统社会,把所有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所需要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,既是资源高度稀缺的表现,也是为了各种方便,例如沟通、干部管理的方便等等。

但是,现在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,很多方面的“不方便”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而且,资源也不那么稀缺了。实际上,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优质资源,造成了很大的浪费。因此,需要依靠重新设计城市化,来缓解和医治日益严峻的城市病。

同样的方法可以扩展到其他几个一线城市,上海、广州和深圳。这些超大城市也面临和北京差不多的问题。要解决问题,这些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;如果继续扩大,最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问题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一直在强调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分配方面起主导作用,多年来改革的努力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的。

客观地说,在中国具有的数千年文化传统中,资源受市场的影响有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人们应当有一种全新的思路来创造条件,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,那就是行政权力功能的分散化,这可以导向几个积极的结果:

首先就是这里所讨论的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。旧模式的城市化已经难以为继,而城市化仍然需要继续,那么,就要寻找新的模式。

其次,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前提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。目前的行政权力格局已经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阻力,改革行政权力的配置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。

其三,政治社会安全。超大城市模式已经演变成政治社会安全问题。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空间问题,城市的核心更是公共服务。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,人们肯定会变得不满。现行城市规模已经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(例如医疗教育等改革)构成了有效的制约。通过强化行政权力的集中来提高提供服务的能力,对当前的大城市而言已经失效,通过行政权力的分散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。

其四,社会公平。优质公共服务在地理意义上的分散,可以带来社会公平的效果。在现在的体制下,离中心城市越近,所能享受的优质公共服务就越多,行政功能的分散,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获得公共服务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说是“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”。

淮南新闻网 编辑:赵晓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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